国际知名管理学院Thunderbird亚洲分院（Garv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高级经理人教育部副主席NandaniLyntonthe在2006年12月15日的《商业周刊》网络版撰文（China's Innovation Barriers）指出在21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社会"僵硬而强势的层级"文化将对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形成阻力。
Lynton自1993年进驻中国任人力团队咨询方面的顾问，直到2004年才加入Thunderbird。之前，他在德国和美国有过从业经历。
在中国上下热谈invovation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专利权申请数量猛增的时候，在中国人为5000年的发明史自豪的时候，Lynton以自己在中国20年的工作经验给中国的革新发明之路泼了一盆冷水。他指出，中国在WEF关于发明的调研中只能排到第48位，中国的教育、健康、高教、公共学院的评分就只排名第60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需要集中精力关注智力管理和知识产权。
也许是因为Lynton的工作背景，他强调沟通（Communication）在革新发明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革新发明是一种扩展边界的外延行为。革新发明的产生需要的智慧不仅仅是来自科学家，还来自和企业、政府、大学、供应商和客户紧密相连的企业行为思考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不同的行业范畴内进行知识和能力的整合。他的这些言论依据来自竞争委员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2005年的国民发明和走向世界调查报告（National Innovation Survey and Going Global reports）。
由于竞争的白热化程度，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行为。投资者的实验室和钱财建立在具有最好条件和最优秀人才的地方。这一切都决定了技术成熟不是争取投资的唯一条件。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具有条件从事复杂沟通的社会是凌驾于技术之上的其他考核标准。在Lynton眼里，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汉文化为正统的单一文化社会，整个社会强调集权文化。中国文化不鼓励新思维，也不包容异己。这对理解新市场，进行有创造性地思考，或者是接受边缘人造成了障碍。他又指出中国人只能对自己身边的人进行信任，并在小集体范围内进行信息的传播和沟通，这造成了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部门内部的分裂，遑论让中国人和外来的和尚一起念经。
做正确的事，和如何正确地做事，是两个让各方商业好汉争论不休的中国人特有的人生与事业难题。Lynton没有白在中国呆20年。基于对中国人做事做人理论的了解，他指出，这样的人际关系无法让中国的工业生产有更多的余力从事真正的研发工作。因为这些习惯压制具有不同行为和不同思维模式的人群。这让跨国公司期望拥有的交互式成长与合作的生产模式僵化。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孤掌，他引用了2005年8月，CLSA中国宏观策略家Andy Rothman的话语："中国不乏悠久的创新史，但就是没有革新史。"中国也没有"在革新科技上发明出来的商业产品或服务"导致的重大突破。综合Rothman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Lin Yifu的成果，Lynton指出中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创新总是在经验累计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中国没有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基于试验和科学方法的革新程序。
面对中国高教程式生产出来的不会开车的汽车工程师、没有开采过矿藏的煤矿工程师，Lynton认为中国这代独生子女可以为中国的革新程式带来突破。这是一群不尊师重道的新一代，然而他们顶礼膜拜异向思维，对怪诞的人和事务有着特殊的喜好。在Lynton眼里，这群人是打破中国传统文化惯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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