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企工作了很多年。从踏入第一个接受我的美资企业应聘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的英语听力程度在一个年资很深的某人力资源公司驻某市办事处经理之上。猎头带我去面试的那天，美国财务经理结束了对我的面试，请进猎头说了一下合同事宜，又口滑舌滑低低声问猎头要第二个面试人。刚出校门不久的我看见该猎头没听懂在发愣，就直接转告了他美国鬼子的意思。也算歪打正着，美国鬼子的傲气被我的年轻气盛熄灭了。
然而，我第一次和美国面试者打交道的成功和自己在外企多年的工作经历对我在美国学习新闻要达到的英语能力是不能匹配的。这也是一所芝加哥社区学校的新闻系老师为什么要用百米短跑的语速告诉我一位在美国呆了几年的中国学生学了半学期新闻就被劝退了的原因吧。能力的不足导致我在学新闻的第一个学期里非常紧张。比如说，入学第一个学期，碰上了一个做主播出身的老师，她的说话速度是普通人语速的一倍以上，听懂了她讲话，就没有脑力再指挥手指头做笔记。还有，我几乎无法听懂一位来自佛罗里达乡下男生的发言，这严重影响我课堂发言的质量。要知道，课堂上踊跃发言是争取美国老师对学生能力水平认识的一个良好途径，也关系到这科学习期终总评的成绩。这些只是运用英语这门外语进行思考的两个小例子。学习英语的人当然是一直在思考着、分析着、判断着、并选择着的。下面先介绍一下我在美国学新闻的一些故事，来帮助读者了解为什么"冬蛇"的言论是一种谬论。
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个专业知识比较强，综合知识比较差，学术上又非常专横的、心眼不大的导师。这么说吧，我申请入学时，该校新闻系正轮到一个很好说话的年轻教授做入学导师。因为这个学校新闻专业硕士生的毕业审核项目通常都是这位比较专横的导师掌握了实权，得罪他等于毕业无门，所以好说话的年轻教授自收到我申请入学的信件以后就直接将我的档案转到这个白人老导师手下了。这所以发现了这一点，是因为从我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就听到了不同跨专业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学生们在其他教授们面前，在课堂下对这位导师的种种讥讽。这些学生们有拿奖学金的学生，也有在新闻单位兼职或从事写作职业的学生。对了，和"很迟"一样，我也是跨专业读研。据我所知，这样的学生在美国或英国是要补学研究生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的。
让我发现好人教授那个动机的第二点表征就是，一些和这位专横导师在学业上有一点分歧的美国学生被逼得退学或者转系了。这些分歧大多数不过就是哪里该用什么样的标点符号、转折连词，什么样的词汇可以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使用，以及偶尔一次没来上课没有和该位老师及时请假，或者偶尔迟到一次就被扣除总评成绩分数等等。美国学生出于家庭因素或者个人因素，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都有打工。所以，尽管每学期开课时老师们在发给学生的课程大纲上都有说明迟到、旷课次数对该堂课总评分的不同影响，在工作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难免会偶尔有一、两次迟到、旷课现象。几个好人教授们经过学生的请求，严正一下视听，基本上不会用这样的理由为难学生的总评成绩。而专横老师的要求百分之99是没有通融的。这么一来，学生们难免会和他产生冲突。然而这些都不是这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最致命矛盾。因为掌管了导师权和学位权，很多学生在他的指导下，不能挑选自己想要选修的课程。甚至很多不在他指导之下的学生们也深受其害。不知道是因为对美国学制缺乏了解，还是从小思想被"大人"们钳制惯了，直到有一天，我听见某位同学和某开课教授抱怨说专横导师认为该生只能排队等这门课的学位，请求开课老师加多一个学位放自己进去听课时，我才明白，原来专横老师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限制我选课。
说了这么多，不难总结出来好人教授把我转给专横导师的第三点原因。专横老师只是害怕自己开的课没有学生选，因为学生不够而不得不放弃一些教课的收入而使用了一些不入流的伎俩在学生们和其他教授们之间做手脚罢了。他这招根本无法对付美国学生，所以，只能牢牢地掌握住国际学生的生源。好人教授一方面给了专横教授一个人情，一方面给了被他挑选的国际学生一个毕业的机会，一方面给自己减少了一个麻烦。
我们系里还有一个上了年纪，做报纸记者出身的好人教授，被我这个心理学博士出身的专横导师搞得没脾气。还有更多的迹象表明这位专横导师和我们系新闻专业各级教师、教授们之间的个人恩怨。事实上，除了出身公共关系教授的系主任善于推太极以外，专横老师似乎和新闻系专业任何一个老师的私人关系都非常不爽。
系里的各个教授都不得不对专横导师退让三舍，我在这里的学习之艰苦就是大家可想而知的了。且不说我对英语的语感和词汇量不如美国学生，单纯的我还无意中"侮辱"过这位专横导师的综合素质。比如说，刚进这个学校时，专横导师和我谈起了国际形势。我们提到索马里的时候，专横导师拿出世界地图，手指中东，没有找到；手一换位置，指向南美，又没有找到。关键时刻，被好莱坞电影糊涂油蒙了心的我以为山姆大叔们都是知错就改、不耻下问的直率乡民，张嘴说，"索马里好象在非洲东北角。"当然，专横导师的手指立刻找到了Somali。"没关系，我专攻新闻法和新闻史。"专横导师脸没红一下，说话很流利。后来，类似的错误又犯了一次，才发现专横导师不是好莱坞式的美国人。可能这也是我不得不忍受一遍遍修改论文痛苦的原因之一吧。
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找了两个有很高文学水平的写作专业的美国学生，教英语的大学讲师，和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和老年学几个方面都很有造诣的教授看过我的论文。不谦虚的说，专横导师对我论文的不满主要来自我的论文观点，而不是我的写作水平。这个结论来自我和这四位美国人的交流。三位学英文和英文写作的美国人对我指责美国新闻的不公正、不客观时使用的词汇都非常敏感。可能是因为她们三人都不是新闻专业人士，和我的交流就局限于使用词汇、语法结构和陈述方式这几个方面。最开始，她们帮助了我改进写作中的一些结构问题，包括语法和谋篇。到后来再谈到和专横导师的沟通问题时，她们就只能以劝我改变用词为主了。社会学人类学教授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非常强烈。他看过我的论文以后，只有两个意见，"你的论文观点非常的好！真没想到你的词汇量也这么大。可能你的导师在这方面和你有不同意见。"他建议我直接找导师交流，否则的话就麻烦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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